法官身着法袍后不久，中国律师也有了自己的律师袍。与法袍、法槌一样，此等装束被认为是法庭威仪的一部分，是律师界为响应前次司法改革而贡献的配套成果。

   事实上，律师袍甫一亮相，就注定了它难逃的宿命。与舆评的高调赞许相比，律界，除了新进律师，多数律师对它所持有的态度很漠然，这种漠然甚至不带任何价值姿态，比如好恶，比如偏向，比如客观中立。这是最为可怕的，简言之，除了刚购置回来时觉得新鲜和少许的兴奋之外，大多数时候律师们竟然不能想到它的存在。这件据说凝聚了无数期许的袍子，或安静的躺在衣柜里，或高高的挂在壁橱里，更有甚者，还有根本不知道它藏身在哪里。它就那么招摇过市的来了，就又这么悄无声息的走了，走时竟然不能留下一点痕迹，宛若根本就未存在过。

   相比而言，法袍的命运就要好得多。至今，作为法官的职业装束，法袍仍然受到尊重。相似的袍子，不一样的命运，什么缘故？

    法袍的制度化和法官的行政化，是法袍得以存在和维系的根本，换言之，不穿不行。而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职业上高度的自由化，监管上是高度的自律化，没有一个强硬的他者强力推行这一制度。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如若法官以司法职权强力推行，比如律师未着律师袍者不得出庭，意即不仅我法官要穿法袍，我也要你律师穿律师袍，如何？不可。法官就比律师大？估计很多律师会不服。除此之外，律师不归法院管辖，只受司法行政部门监管，如此的职权划分，法官若要管律师，不仅管不了，而且不该管。对于一个自由的职业，对于一个自治的行业，穿不穿律师袍，看来只能取决于律界内在的认同和因此而生成的行业规范。

    那么律师袍如何如此招律界漠视？

    是中国律师没有职业素养吗？不是。若说中国法律界最早有职业化的当属律师界，在司法检察机构还没开始职业资格准入的时候，律界的职业化道路已经走了多年，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难考的考试。从这个角度上，律师的职业化程度在法律界当属最高。

    我想，原因只有两个，一个在人，一个在袍子。

    就律界而言，其社会地位一直不高，职业尊荣、职业自信和自豪一直无法养成，这是原因之一。律界与法官、政府公务员、商人等等诸多职业相比，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包括法官在内的公职人员眼里，律师是个体户，草民一个，全然不是参与国家司法运作和政府治理的重要成员；而律师在个体户眼里，又是鼓弄唇舌骗吃骗喝的骗子，或者说个旧时的好听名词叫师爷；而在骗子眼里，律师又象个故作纯洁和神圣的傻子。这么个草民中的个体户，个体户中的骗子，骗子中的傻子，还要他穿上那黑色的袍子，做神圣状，不啻于一个跳梁小丑，这么一来，律师在上述意象之外，又多了一个称呼，傻子中的戏子。

    就袍子而言，神圣感也好，神秘感好，初衷是好的。但是，法律发展至现代，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神”，在各个领域，现代主义孜孜以求的是“去神圣化”，“去神秘化”，形式上的要求是简明有效，恪守工业化准则。所以，老惦记那些古典的东西念念不忘，确实不应时景。

    这么说来，我们律界集体对律师袍失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赵英彬  责任编辑：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