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传统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而实现和谐，就要减少纷争，尤其要尽可能杜绝诉讼。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尽管后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讼”“息讼”思想，一直为后世奉为圭臬。下面笔者分享一则清代《顺天府全宗》记载的杨氏兄弟分地的故事，以诠释“息讼”思想在古代民事案件中的表现。

　　案情

　　嘉庆年间，在顺天府宝坻县城外的农田里，杨氏兄弟间发生了斗殴，兄长杨璞和儿子杨景震为一方，弟弟杨玮和儿子杨景仁为一方。兄弟二人因田地归属问题发生争吵，随后双方扭打起来，弟弟杨景仁用木棒打伤了杨景震。当地村民围上将杨氏兄弟劝解。地头的争斗平息了，但三亩地的所有权并没有解决。同年，杨氏兄弟二人分别上县呈递了控告对方的诉状。

　　裁判

　　其时宝坻县知县公出。按《律例》《则例》等清朝法律，在正印官（知县）公出时，典史可受权代审案件，而平时典史作为佐杂官严禁受理词讼。典史受理诉状后，派差役去西河务传唤证人。典史经过升堂审问，并结合证人证言，案情基本清楚：兄长杨璞将兄弟二人共有的八亩典地私卖给他人，弟弟杨玮得知后不答应，兄长便将三亩地补给弟弟，但心中有怨恨又派儿子去地中抢种，遂发生争执。案情审查无异后，典史先是对二人进行一番斥责训诫，但并未直接判决。与此同时，堂下也在进行着紧张的调处活动，监生袁怡、生员同谦光连同当地乡人对兄弟二人进行调解，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监生袁怡领衔于四月初七具禀县里，禀呈略如下：

　　“生等因与杨姓均系亲谊，不忍伊等因此细故同室操戈，有乖骨肉。公将杨璞兄弟邀集一处，将伊等经分房产、地土、坟地逐一拨清，彼此均无争较。（景震）受有微伤，业经痊愈。蒙捕廉老爷（指典史）查讯，伊等俱知愧悔，与其父叔均皆磕头认罪。杨璞兄弟亦皆悔悟，兄弟相睦，和好如初，生等素仰天台爱民如子，息事宁人之至意，是以下揣冒昧，公叩仁明老父师太老爷俯鉴舆情，曲全骨肉，施恩免讯。”

　　即日奉批：“既据理明，准其免讯销案，仍着杨景震等各具甘结送查。”

　　启示

　　本案中，州县官府在审查核清案件事实后，并没有直接判决，而是先对兄弟二人进行道德斥责，指出双方的过错及问题，同时堂下派监生袁怡、生员同谦光连同当地乡人对兄弟二人进行调解，随后兄弟二人矛盾消失，案件也随之终了。本案中所运用的“州县调处”审理方式，正是“息讼”“无讼”思想影响之下的典型例证。

　　虽然清律中没有规定调处息讼是必经程序，但州县自理案件的审理多先着眼于调处，只有实在不能达成“和解”，才会作强制性的判决，结合本案亦知。汪辉祖《佐治药言》论息讼：“词讼之应审者十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

　　实际上，清朝民事案件很少有不经劝谕调处便直接判决的案件。为了不使民间纠纷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州县审理始终将调处息讼作首要考虑。此种审理方式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息讼”“无讼”思想影响的后果，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府为了自我政绩的拔高，其中“政事”一项以通达明治为上等，讼清狱结是其重要标志，据《顺天府全宗》档案12号《通永道大计清册》记载，“自理词讼随到随审，虚衷剖断，从不稽延拖累”的地方官可获大计一等、卓异。

　　清代州县调处这种堂上堂下相结合的审理方式，尽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能够平和地调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而且因其他民众参与调解，也具有一定的法制宣传、教育意义，实现堂上堂下互相补充，共同解决民间纠纷。有时州县官认为事属细微，不必在堂上处理，就批令乡里亲族去调解，或再加派差役协同乡保“秉公处理”，调处后回禀县衙销案。

责任编辑：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