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机制每进一步，权力合法性便增长一分，权利也就多一重保障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人对人权与民主的追求，至少已跨越了三个世纪、三个政权。

     风雨苍黄一百多年，太多深重苦难，太多燃眉之急，曾让那些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交错纠结到一起。诸如救亡与启蒙，主权与人权，不单是理念问题，更是真切的生存问题。面对种种一己难承的重压，中国人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组织，把个人的力量融入集体，“从此站起来了”。

     如今人民共和国已成立六十余年，国家经济总量雄居世界第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惊艳了全球，抗震救灾、金融危机，总归于“胜利”。外界流传着“G2”，此间重燃赶超情结。国家的尊严从未像今天这样傲立，政权的自信也从未像今天这般高涨。

     这是十三亿国人前所未有的机遇。解下外在的枷锁，卸下历史的包袱，可以更从容地“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要义，履行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共和国立宪之始，即明确伸张人民的权利。宪法中早已列示公民权利清单，大体为两类，一类在私人领域，是以人身权、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由权利，一类在公共领域，是以选举权为基础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尊严的傲立，正是得益于释放人的权利。始自包产到户的经济自主权，造就了惊诧全球的发展奇迹。另一边，强大的政府之手亦在国防科工、高铁等方面屡显大手笔。权利与权力的两重轨道，时而并行，时而交叉，使得对于“中国模式”，出现大异其趣的解读。一端是经济与政治，一端是成就与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因果链。

     让我们回到存在问题中寻找根源。近年腐败形势严峻，征地拆迁血案时发，民生投入受阻，“三公”消费居高不下，民营经济发展受制，生态人居环境恶化，对诸般问题的分析，大都指向未被驯服的权力。与私人领域的权利释放相比，公共领域的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伸展，还不能有效制约那本为受托方的权力。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2010年秋季在中央党校所提“权为民所赋”，至今余音绕梁。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权为民所赋”本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也曾提出“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但话分两截，在“权为民所用”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强调“权为民所赋”，对权力正本清源，在当下的语境里，仍令人耳目一新，对权力场中的异化者则如当头棒喝。

     古往今来，当权者几乎无不自诩为民行权、爱民如子，但缺乏有效的赋权机制，再多美好的行权许诺，都可能沦为空谈。权力一旦离开本源，也就找不到正确的归宿，它会魅惑当权者自身，并挤压公民的权利。“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我爸是李刚”，权力观扭曲如斯，以至消解着执政之基。

     近年，胡锦涛多次代表党中央强调忧患意识，指出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没有民心所向的无形赋权，过去仅靠枪杆子、笔杆子，打不出偌大一个政权来。即便是革命打下的江山，终究也要回归民主执政。对既成事实的认定，代替不了对未来目标的追求。赋权，不能是一次，而需反复选择确认。

     民主轨道上的权力授受，最通行的做法便是选举。诚如批评者所言，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政治进化至今，选举已是民主运行系统中最核心的要素。中国推进多年的村级选举已相对成熟，乡镇党委公推直选在逐步扩大，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换届也提升了民主程度，选举法、代表法的修改，则是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赋权机制每进一步，权力合法性便增长一分，权利也就多一重保障。反之亦然。

     时下与未来推进民主，还需辨析一些说法。比如“国情特殊论”。自古并无民主、人权、法治，它们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国情虽有不同，道路也可有异，但在方向上，中国并无特殊之处。另如“国民素质论”。连革命年代都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至今日，怎会反不如从前？新时期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实验，也正是始于广大的农村。再如“社会稳定论”。近年高发的群体性事性，鲜见有因太民主而发生的。大量的例证表明，民主恰恰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官民互信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其实，问题的复杂化，往往是附加了很多难以明言的得失之患，纯粹从权力属于人民的本源出发，便会简单得多。当然，转型不会一蹴而就，在社会分化加剧，既得利益坐大之时，更当循序渐进、稳妥推进。但也不能奢望全然一帆风顺，完美路径只是一个幻觉。

     遥想新中国成立之初，胡风欢呼“时间开始了”。此时是共和百年，建党九十年，但愿能开启新的“时间”：打破高高在上的权力神话，让它回归公民赋予的本源。（文/汤耀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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