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商君书·赏刑》：“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

   重刑，在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刑事立法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夏代“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始设族罪之刑；商“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残忍至极，世人皆知。周公鉴于夏、商亡国之教训，虽有“明德慎罚”之举，但亦只是昙花一现。周厉王时，令卫巫“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刑罚之重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了重刑理论的萌芽，但尚未形成一种比较系统而完善的思想体系。子产也好，孔丘也罢，他们的重刑思想与其治国的政治主张都不是完全一致的。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商鞅在总结前人的重刑思想和重刑实践的基础上，认为刑罚是禁奸之本，治国之道，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思想。他认为重刑是达到“刑去事成”的必由之路，因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所以，商鞅视重刑为治理国家和消灭犯罪的最好方法。他对重刑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重刑理论。他主张采用严刑峻罚，惩治犯罪，警戒民众，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重刑理论对中国封建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商鞅则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在中国古代刑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很多刑罚措施在当时看来严酷得背离人道，比如知道违法行为却不检举揭发的要处以腰斩，藏匿违法的人要与战场上缴获的俘虏同罪。虽然这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和责难，但商鞅顶住压力推行不误，结果在变法十年后，当时秦国人人视国法如神圣，民无私斗，官无贿赂，商无欺诈，工无作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史记》云：“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有了商鞅、慎到、申不害这些前人的思想做铺垫，后来的韩非将重刑主义加以完善，成为当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非常痛恨“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的“仁义道德”思想，在他眼里，对违法行为施以轻刑，就会出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的不好现象，该惩处的一定要惩处，而且要重惩，才能达到“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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