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粹的舞者到成功的民营文化企业家

　　  编者的话

　　近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号角的感召下，不少先行者起锚扬帆，从事文化产业经营，成为在文化市场上“淘金”的文化企业家。在这批“弄潮儿”中，有很多是民营文化企业家。他们有过探索，有过困惑，也有所收获。

　　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走近民营文化企业家”系列报道，与读者一起体味几位民营文化企业家在文艺演出、影视制作、动漫、网络等文化产业领域奋斗的酸甜苦辣。希望他们的故事，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体制改革，对国有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有所启示。

　　

　　杨丽萍，云南洱源白族人，生于1958年11月10日。1971年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1980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孔雀舞”闻名，被誉为继毛相、刀美兰之后的“中国第二代孔雀王”，是国内第一个举办个人舞蹈晚会的青年舞蹈家。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

　　近日，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带着新作——大型衍生态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开始了首轮50场全国巡演，并刚刚结束了福州站的演出。提起作品的市场前景，杨丽萍信心满满，“目前每场上座率都在九成以上，首轮巡演后就能收回成本。”

　　在有些国有艺术院团抱怨“不演不赔，一演就赔，越演越赔”的情况下，由杨丽萍编排并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等作品却在演出市场上大获成功。人们在感慨的同时，也在好奇：从一名舞蹈演员到一名成功的民营文化企业家，杨丽萍是怎样完成这一人生“跳跃”的？在这条路上，她又收获了怎样的感悟？

　　【感悟之一】作品为王

　　“好作品是走向市场的本钱，是票房的保证”

　　无论是当年做舞蹈演员，还是现在带着演员闯市场，杨丽萍对艺术作品的严苛有目共睹。

　　杨丽萍出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痴迷于舞蹈。1971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到洱源县招演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年仅13岁的小丽萍顺利通过选拔，自此开始舞台生涯。

　　1979年，因主演民族舞剧《孔雀公主》，杨丽萍开始崭露头角。第二年，她被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但在舞蹈创作方面，杨丽萍始终保持着看似“另类”的个性。她拒绝参加例行的芭蕾舞基本功训练，在团里曾一度引起争议。“那些成套的基本功，我练过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练僵了，就跟领导提出不练了，我觉得那种训练不适合我。当时教练们都很不满意，觉得舞蹈演员一定要练这些东西，可我坚决不练，还自创了另一套练法。”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行为，杨丽萍因此受到了扣营养费、不发练功服等处罚。

　　过去，杨丽萍有一句名言，“他们是跳舞的，我是跳命的。”她不能忍受作品哪怕有一丝的不完美。

　　今天，杨丽萍经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好作品是走向市场的本钱，是票房的保证。”为编排《云南映象》，她曾用一年多时间走遍云南采风；创作《藏谜》时，她也曾多次深入藏族群众聚居区。杨丽萍毫不掩饰地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艺术品位的人，并且敢于创新”。多年的演出经验使她非常了解演出商和观众的需求，哪个地方该起掌声，哪个地方该有惊叹声，她都会站在观众的角度，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去抠，“气氛掉下来了就要改，不精彩的就要拿掉。”在表演时，她要求每个演员都要使劲儿，每个动作都要做到位，以至于曾有剧场负责人担心舞台会被震塌。　　

　　如今，已经演了5年的《云南映象》，仍在边跳边改，不断完善。

　　【感悟之二】市场为大

　　“一个国家要养活那么多文艺团体，这在国外很难想象”

　　人们知道杨丽萍试水商演，是从2004年由她担任艺术总监、总导演并领衔主演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开始的。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杨丽萍就没再领过国家的工资，她决定靠作品养活自己。

　　事实上，这种商业上的尝试还可以追溯得更远。1986年，杨丽萍创作的独舞《雀之灵》获得全国舞蹈比赛一等奖，那只孤傲又优雅的“神鸟”让她一举成名。风光的背后，很少有人知道，《雀之灵》的录音费、制作费全部是她从工资中抠出来的，演出服也是借来700块钱买的，而当时她每月的工资也就100多块钱。为了筹钱，她还卖掉了心爱的手表。

　　不过，在杨丽萍看来，文艺工作者自己筹钱进行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文艺工作者要靠国家养活，就像农民种不出大米。一个国家要养活那么多文艺团体，这在国外很难想象。”

　　2002年，杨丽萍开始创作《云南映象》，为试水商演做准备。投资方原本想要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而杨丽萍却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上台表演，自感看不到商业前景的投资方临时撤资。杨丽萍拿出自己的积蓄，卖掉了在大理的房子，并开始走穴、拍广告赚钱。终于熬到首演的日子，非典疫情又突然袭来，所有演出被迫停止，债权人纷纷找上门来……

　　历经磨练，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2004年4月10日，《云南映象》在北京保利剧院亮相，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5年多来，《云南映象》演遍全国各主要城市，以及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开出了每场3万美元的报价。如今，《云南映象》每晚都在昆明会堂定点演出，仍然非常叫座。　　

　　谈起旧事，杨丽萍很淡然，“我从来没喊过苦。房子卖了可以再买嘛，但如果我不走市场，可能现在我连一件好点儿的衣服都买不起。”对于将作品推向市场，她说，“以前做艺术就是做艺术，谈钱的话就显得太铜臭味，现在大家都以卖座为荣了，都在比谁的票房高，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

　　【感悟之三】管理为先

　　“表演时帽子掉了会被扣钱，节假日工作会有双薪”

　　《云南映象》商演一年后成立了公司。杨丽萍坦承，她并没有太多经济头脑，尤其在公司运作之初，也并不太懂经营。“《云南映象》的灯光和音响一直是租的，这几年演下来，光租金就付了一两千万，我连个灯泡都没落下。”作为法人的杨丽萍在潜心艺术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艺术变成钱”，开始考虑改变公司的运作方式。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她，为配合演出推广，也开始频繁出席新闻发布会，频频接受媒体采访。而她的亲戚想看演出，也得到窗口去排队买票，“我只负责表演，卖票是演出商的事，这就是市场规律。”

　　与《云南映象》演出一年以后才成立公司不同，《云南的响声》刚开始创作，为进行商业演出服务的云南的响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虽然公司运营主要由执行总经理负责，但作为法人的杨丽萍还是有一套像模像样的管理理念。“我要算成本。灯光和音响这次不租了，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巡演到第二轮时就都归我了。”杨丽萍介绍说，公司目前实行企业化管理，工人装台、拆台都有劳务费。对演员实行绩效考核，表演时帽子掉了会被扣钱，节假日工作会有双薪。

　　杨丽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云南的响声》的演出投入仅三四百万元，目前每演一场，公司有13万元入账，首轮50场巡演下来就有600多万元。不算购买灯光、音响等器材的费用，首轮过后我就能收回成本，演出商也肯定是赚的。”《云南的响声》还在创作阶段，北京希肯国际演出有限公司就找上门来，戏还没开演，预付款已经到账。双方签下合作协议后，又有40多家演出商闻风而至，有的开出的价格比希肯高一倍，但都被杨丽萍婉拒了。“签了协议就要讲诚信，不能违背行规”，如今的杨丽萍，说起生意经来已是头头是道。

　　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杨丽萍，谈起如今国内演出市场的一些“毛病”也毫不客气。“我们在一个城市演出时，剧场方面为了让观众去看另一场演出，竟让售票员造谣说‘杨丽萍今晚不演’，或者直接说‘没票了’。还有的城市，剧场租金一天20万元，剧场还要分票房回扣，演出商几乎赚不到什么钱，哪还有积极性去运作演出？有的地方游客花100块钱买演出票，导游会拿走七八成的提成，演出团体互相杀价，恶性竞争！”

　　杨丽萍认为，“国内演出市场的经营管理方式应该向国际靠拢，演出成本还应降低。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规定，明确艺术作品达到什么等级，才能在相应级别的剧场演出，同时为剧场租金、演出费、门票等定下指导标准。” 
编者的话

　　近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号角的感召下，不少先行者起锚扬帆，从事文化产业经营，成为在文化市场上“淘金”的文化企业家。在这批“弄潮儿”中，有很多是民营文化企业家。他们有过探索，有过困惑，也有所收获。

　　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走近民营文化企业家”系列报道，与读者一起体味几位民营文化企业家在文艺演出、影视制作、动漫、网络等文化产业领域奋斗的酸甜苦辣。希望他们的故事，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体制改革，对国有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有所启示。

　　

　　杨丽萍，云南洱源白族人，生于1958年11月10日。1971年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1980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孔雀舞”闻名，被誉为继毛相、刀美兰之后的“中国第二代孔雀王”，是国内第一个举办个人舞蹈晚会的青年舞蹈家。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

　　近日，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带着新作——大型衍生态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开始了首轮50场全国巡演，并刚刚结束了福州站的演出。提起作品的市场前景，杨丽萍信心满满，“目前每场上座率都在九成以上，首轮巡演后就能收回成本。”

　　在有些国有艺术院团抱怨“不演不赔，一演就赔，越演越赔”的情况下，由杨丽萍编排并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等作品却在演出市场上大获成功。人们在感慨的同时，也在好奇：从一名舞蹈演员到一名成功的民营文化企业家，杨丽萍是怎样完成这一人生“跳跃”的？在这条路上，她又收获了怎样的感悟？

　　【感悟之一】作品为王

　　“好作品是走向市场的本钱，是票房的保证”

　　无论是当年做舞蹈演员，还是现在带着演员闯市场，杨丽萍对艺术作品的严苛有目共睹。

　　杨丽萍出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痴迷于舞蹈。1971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到洱源县招演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年仅13岁的小丽萍顺利通过选拔，自此开始舞台生涯。

　　1979年，因主演民族舞剧《孔雀公主》，杨丽萍开始崭露头角。第二年，她被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但在舞蹈创作方面，杨丽萍始终保持着看似“另类”的个性。她拒绝参加例行的芭蕾舞基本功训练，在团里曾一度引起争议。“那些成套的基本功，我练过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练僵了，就跟领导提出不练了，我觉得那种训练不适合我。当时教练们都很不满意，觉得舞蹈演员一定要练这些东西，可我坚决不练，还自创了另一套练法。”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行为，杨丽萍因此受到了扣营养费、不发练功服等处罚。

　　过去，杨丽萍有一句名言，“他们是跳舞的，我是跳命的。”她不能忍受作品哪怕有一丝的不完美。

　　今天，杨丽萍经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好作品是走向市场的本钱，是票房的保证。”为编排《云南映象》，她曾用一年多时间走遍云南采风；创作《藏谜》时，她也曾多次深入藏族群众聚居区。杨丽萍毫不掩饰地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艺术品位的人，并且敢于创新”。多年的演出经验使她非常了解演出商和观众的需求，哪个地方该起掌声，哪个地方该有惊叹声，她都会站在观众的角度，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去抠，“气氛掉下来了就要改，不精彩的就要拿掉。”在表演时，她要求每个演员都要使劲儿，每个动作都要做到位，以至于曾有剧场负责人担心舞台会被震塌。　　

　　如今，已经演了5年的《云南映象》，仍在边跳边改，不断完善。

　　【感悟之二】市场为大

　　“一个国家要养活那么多文艺团体，这在国外很难想象”

　　人们知道杨丽萍试水商演，是从2004年由她担任艺术总监、总导演并领衔主演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开始的。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杨丽萍就没再领过国家的工资，她决定靠作品养活自己。

　　事实上，这种商业上的尝试还可以追溯得更远。1986年，杨丽萍创作的独舞《雀之灵》获得全国舞蹈比赛一等奖，那只孤傲又优雅的“神鸟”让她一举成名。风光的背后，很少有人知道，《雀之灵》的录音费、制作费全部是她从工资中抠出来的，演出服也是借来700块钱买的，而当时她每月的工资也就100多块钱。为了筹钱，她还卖掉了心爱的手表。

　　不过，在杨丽萍看来，文艺工作者自己筹钱进行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文艺工作者要靠国家养活，就像农民种不出大米。一个国家要养活那么多文艺团体，这在国外很难想象。”

　　2002年，杨丽萍开始创作《云南映象》，为试水商演做准备。投资方原本想要一台取悦游客的晚会，而杨丽萍却从田间地头招来一批农民上台表演，自感看不到商业前景的投资方临时撤资。杨丽萍拿出自己的积蓄，卖掉了在大理的房子，并开始走穴、拍广告赚钱。终于熬到首演的日子，非典疫情又突然袭来，所有演出被迫停止，债权人纷纷找上门来……

　　历经磨练，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2004年4月10日，《云南映象》在北京保利剧院亮相，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5年多来，《云南映象》演遍全国各主要城市，以及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开出了每场3万美元的报价。如今，《云南映象》每晚都在昆明会堂定点演出，仍然非常叫座。　　

　　谈起旧事，杨丽萍很淡然，“我从来没喊过苦。房子卖了可以再买嘛，但如果我不走市场，可能现在我连一件好点儿的衣服都买不起。”对于将作品推向市场，她说，“以前做艺术就是做艺术，谈钱的话就显得太铜臭味，现在大家都以卖座为荣了，都在比谁的票房高，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

　　【感悟之三】管理为先

　　“表演时帽子掉了会被扣钱，节假日工作会有双薪”

　　《云南映象》商演一年后成立了公司。杨丽萍坦承，她并没有太多经济头脑，尤其在公司运作之初，也并不太懂经营。“《云南映象》的灯光和音响一直是租的，这几年演下来，光租金就付了一两千万，我连个灯泡都没落下。”作为法人的杨丽萍在潜心艺术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艺术变成钱”，开始考虑改变公司的运作方式。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她，为配合演出推广，也开始频繁出席新闻发布会，频频接受媒体采访。而她的亲戚想看演出，也得到窗口去排队买票，“我只负责表演，卖票是演出商的事，这就是市场规律。”

　　与《云南映象》演出一年以后才成立公司不同，《云南的响声》刚开始创作，为进行商业演出服务的云南的响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虽然公司运营主要由执行总经理负责，但作为法人的杨丽萍还是有一套像模像样的管理理念。“我要算成本。灯光和音响这次不租了，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巡演到第二轮时就都归我了。”杨丽萍介绍说，公司目前实行企业化管理，工人装台、拆台都有劳务费。对演员实行绩效考核，表演时帽子掉了会被扣钱，节假日工作会有双薪。

　　杨丽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云南的响声》的演出投入仅三四百万元，目前每演一场，公司有13万元入账，首轮50场巡演下来就有600多万元。不算购买灯光、音响等器材的费用，首轮过后我就能收回成本，演出商也肯定是赚的。”《云南的响声》还在创作阶段，北京希肯国际演出有限公司就找上门来，戏还没开演，预付款已经到账。双方签下合作协议后，又有40多家演出商闻风而至，有的开出的价格比希肯高一倍，但都被杨丽萍婉拒了。“签了协议就要讲诚信，不能违背行规”，如今的杨丽萍，说起生意经来已是头头是道。

　　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杨丽萍，谈起如今国内演出市场的一些“毛病”也毫不客气。“我们在一个城市演出时，剧场方面为了让观众去看另一场演出，竟让售票员造谣说‘杨丽萍今晚不演’，或者直接说‘没票了’。还有的城市，剧场租金一天20万元，剧场还要分票房回扣，演出商几乎赚不到什么钱，哪还有积极性去运作演出？有的地方游客花100块钱买演出票，导游会拿走七八成的提成，演出团体互相杀价，恶性竞争！”

　　杨丽萍认为，“国内演出市场的经营管理方式应该向国际靠拢，演出成本还应降低。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规定，明确艺术作品达到什么等级，才能在相应级别的剧场演出，同时为剧场租金、演出费、门票等定下指导标准。”     责任编辑：群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