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应以虐待罪论处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牟某与陈某（化名，女）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二人在北京市某学生公寓以及牟某的家中、陈某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陈某先后到广东及山东与对方家长见面。

2019年1月起，牟某因纠结陈某以往性经历，心生不满，多次追问陈某性经历细节，与陈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并表达过让陈某通过人工流产等方式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同年6月13日，陈某与牟某争吵后割腕自残。同年8月30日，陈某与牟某争吵后吞食药物，医院经洗胃等救治措施后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2019年10月9日中午，陈某在牟某家中再次与牟某发生争吵，并遭到牟某的辱骂。当日15时17分许，陈某独自外出，后入住某宾馆，并于17时40分许网购药品，服药自杀，被发现后送至医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陈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牟某虐待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情节恶劣，且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牟某与陈某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某对陈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在陈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某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虑牟某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综上，对牟某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典型意义】

1.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处于较为稳定的同居状态，形成事实上家庭关系的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家庭成员”。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男女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虐待行为，与发生在社会上、单位同事间、邻里间的辱骂、殴打、欺凌，被害人可以躲避、可以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求助不同，受害方往往因“家丑不可外扬”而隐忍，身心常常受到更大伤害，甚至轻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牟某与陈某之间已经形成了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人的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2.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牟某与陈某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某始终纠结于陈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对其亏欠之处，因而心生不满。2019年1月至9月间，牟某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以致实施割腕自残，最终服用药物自杀。牟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程度。

3.实施精神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处于自残、自杀的高风险状态，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的，应当认定虐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陈某在与牟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某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某长期、日积月累对其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造成陈某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牟某作为陈某精神状态极度脆弱的制造者和与陈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对陈某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处于生命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防止陈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某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完全无视，仍然反复指责、辱骂陈某，最终造成陈某不堪忍受，服药自杀身亡，故牟某的虐待行为与陈某自杀身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责任编辑：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