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公民本身对诉讼就有一种“厌诉”情结，公民心中总是认为官官相护，诉讼是很难带来公正的，在民众心中，“民告官”的胜诉几率很微小，所以，不到千钧一发的时刻，广大民众是不会选择与行政机关撕破脸皮，对簿公堂的。行政相对人对法官的不信任，对诉讼结果的不信任，严重打击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诉讼的积极性。而调解与诉讼相比较，则更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因为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协商解决争议和纠纷。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其背后的保障力是国家的强制力，很可能最后的判决并不能真正令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极有可能会导致二次纠纷的发生，使矛盾激化。可是在调解中，通过法官的解释与撮合，促使双方心平气和的平等协商，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各退一步，就可以有效的化解纠纷，这样既不用担心日后行政机关可能会打击报复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改变相对人对“官官相护”的看法。

　　其实，域外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早已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其法律条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也是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调解的。在明确规定可以适用调解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对调解的条件和适用原则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这些都并没有影响到调解的广泛运用。域外审判实践中对调解制度的合理运用，对我国未来建立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有借鉴意义，这些成功可行的立法经验，也催促着我国的立法者早日修改和完善行政诉讼法，尽快解决司法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的目的就在于，要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两个目的不可以有失偏颇，厚此薄彼，要同样重视起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适用调解，可以使被告看清自己的哪些行为确实是违法了，并且给了行政主体一个主动纠错的机会，就算是日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协商成功，可是被告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行为到底哪里违法了，为什么最后会败诉？这样行政机关也比较容易接受败诉这个结果。相反，如果没有经过调解，法院直接作出的判决有可能会令双方当事人都不服，从而加深了双方当事人的冲突，这对于定分止争是十分不利的。

　　现代行政行为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随着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行政行为的出现和使用，我们可以看出行政行为正在由传统的强制性、单方面性，向带有更多的平等性、双方性、契约性与合作性的行政行为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使得行政行为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了一种合作与协商的空间。这些新型行政行为使得行政主体享有了一定的处分权，为调解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1990年10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立法者以公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为由排除了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具体体现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由法院进行主持，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心平气和地进行调解，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放下自己的“官架子”，主动承认、纠正错误或失误，真诚的与相对人进行平等协商，这种平等的对话机会可以使相对人消除怨气，自愿的做出让步，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的长期有效的管理，也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由于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所以，双方自动履行的积极性也会高一点。（薛莹莹）

责任编辑：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