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河南“赵作海冤案”的报道近日升温，跟踪性采访屡见报端，各类评论铺天盖地，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已筹划研讨活动，准备深入反思由此案引发的种种法律问题。应该说，以影响性案件和具体公共事件为切入点，解剖“麻雀”，以小见大，并从观念、体制、机制、操作层面上去探讨我们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切实加以改进，比之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只说不动，对实际司法的推动要可靠和有效得多。

在反思“赵作海冤案”形成的原因时，总免不了要涉及到疑罪从无、控辩审关系、审判独立、法律监督，乃至于刑讯逼供、案件协调等带有“共性”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虽说“敏感”，但已是痼疾和顽症，几乎成了刑事司法改革走向良性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必然直面以对。对于反复发作的一些“病症”，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要下“猛药”，而且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即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针对今后尽力避免“赵作海冤案”以及一些相类似案件的重演，我觉得在刑事司法过程尤其是在审判阶段，还应当着重倡导以下一些观念：

一是“热案冷处理”。有些有影响的案件难免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热案”如果进行“热处理”，常常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受法律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也会较多，也很难冷静而又理性地对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很多冤案错案就是在“热案热处理”的状况下形成的。再加上我国目前的司法构架，有时确实很难有抵抗强干扰的能力，或者说这方面的能力还不足。因此，倡导“热案冷处理”，强调司法要保持应有的理性十分重要，不恰当地提倡“从快”，很容易受情势、情绪的影响，很难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甚至会出现“情绪化”判断和“跟风式”裁判的情况。

二是“零口供”证据审查。“零口供”证据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实行，这是由司法传统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但作为证据审查的方式还是值得借鉴的，它是避免错案形成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在起诉案件之前，可以考虑如果把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作为“零”，看其他证据链条是不是完整、是不是还能支持起诉意见，也就是去思考和判断假设没有有罪口供，事情究竟会怎么样，因为被告人完全可能在被起诉之后推翻供词。我发现，在被告人不承认有罪的情况下，错案发生的几率常常相对较低，因为这时，控方会去尽力全面收集各种相关证据材料，工作会做得很仔细。而一旦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司法人员就常常容易轻信口供，而忽视对其他相关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因此，应当引进“零口供”的证据审查方式，使指控证据建立在更为坚实的事实基础上。

三是关注被告辩解和辩护。有时，只要嫌疑人和被告人有了自我辩解，就认定他们认罪态度不好。这在无形之中会剥夺他们法定的辩护权利，导致多数被告人为了博得一个“态度好”的印象，就放弃自我辩护和合理辩解。这时，呈现在司法人员面前的“认罪态度好”，可能是一种假象，就容易导致差错的形成。所以，我们不能加以混同，应当更多地倾听他们的自我辩解和律师的辩护意见，真正做到兼听则明，使司法判断更加接近和发现案件的真相，作出正确的裁决。

四是改变“设身处地”思维模式。个别党政领导在对司法个案的处理作“指示”和发表“高见”时说：“你们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们要换位思考”。如果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角度上看，这些话确实没错。但司法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它是冷静、客观和有一定距离感的理性活动，如果司法人员都采取“设身处地式”的思维方式，又如何保持应有的中立态度呢？如果他们都设身处地地想着“被害人假如是我的妻子或者亲姐妹”、“被偷的财物如果是我家的东西”等，那一定会过度的重判被告人，不出错案甚至冤案才是怪事。

所以，理性司法尤其重要，司法工作者在刑事案件的审查、判断和裁决过程中，应当力争保持这样一种“超脱”和“不凡”。

责任编辑：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