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译出的记录上海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沪虐杀中国无辜平民史料中的一段。在纪念卢沟桥事变72周年前夕，这份外国人的英文记录在南京被译成中文。该记录的作者于1937年7月1日离开南京，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度了两个月的假。不久，他听说北京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当时他“觉得这事件不是很重要，所以继续旅程”，但当他到达加利福利亚之后，战事变得十分严峻了，他不得不匆忙搭船返回，船上的电台播了有关上海局势(“八·一三”事变)的新闻。他在记录中说，“‘卢沟桥事变’是正式导致战争的导火索”，“我们听说8月14日(日机)轰炸了中国”。

　　上海码头“温柔”挥剑

　　这份记录的作者途经日本时换乘，当他所乘的日本船靠近上海码头时，作者见到了开头的那一幕。他写道：“长官又发令了，每一个刽子手站在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中国人的前面。长官大声发布另一个号令，刽子手发挥想象任意宰割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被刺刀挑到码头边缘，刽子手从容不迫地拿剑将这个可怜的中国人斩首，头颅落到江里。刽子手把尸体推到码头边，尸体悬在空中，鲜血喷出几英尺。下一个刽子手用手中的剑‘温柔’地刺向中国人，中国人倒在甲板上。然后，这个刽子手解开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作为一个屠夫，他冷漠地抓住受害者的一只胳膊，把这只手臂从肩部砍断，同样的‘手术’也被实施到了另一只手臂上。刽子手依然不满足这种屠杀模式，这个日本人把他推到江里，看看没了手臂后，人是否还能游行。其他几个遇难者同样也被实施了刑罚，每个刽子手用自己制定的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那些被推入水后尚活着的人，成了左轮手枪手们的猎物。”

　　他继续记叙说，“在这次可怕的屠杀中，其他日本士兵和平民以及我们外国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尽量控制住内心的愤慨，保持表面的平静。我们已很幸运了，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抗议这种罪行将会带来的麻烦。日本刽子手这种令人发指的残酷刑罚，会被日本观众视作一种英雄主义而被称赞。”

　　他补充说，“后来我得到可靠消息说，在这场战争前，这9个中国人是受雇于码头的工人。当他们设法去上海公共租界时，他们各项进程受阻，只好躲进一间屋子，可最终还是被发现。他们没有申辩的机会，被认定为狙击手。短暂停留后，我发现这9名工人并非特例，因为其他数以千名的码头工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没能到达上海公共租界，归因于船坞周围的战斗。”

　　“先施”顿成悲惨世界

　　这份记录还记述了侵华日本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给平民造成的灾难：“8月23日，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站在广场上，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上海租界中心上空进行特技飞行。……大概下午1点，在我们前方，距离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柱大的混合浓烟，升到了几百英尺的高空。……(我们)……赶往爆炸现场，……一千磅的炸弹击中了先施商场。这个威力无比的炸弹，不仅摧毁了先施百货公司，而且炸毁了永安百货，造成近200人死亡和双倍人数的受伤。遇难者中的大多数是两家商场的售货小姐。一些外国人也遇难或受伤。”

　　接下来的几段是这样记叙的：

　　——“对于后来的目击者来说，提供一幅生动的现场爆炸图几乎不可能。我和其他士兵一起仔细搜寻先施百货公司的受伤者。我们从楼上的家具部开始找，但伤不重的人已离开，所以我们开始检查死者和垂死的，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帮助。我看到沙发底下有一只手臂露在外面，我设想这里是否有活体，我移开沙发看到仅有手臂在那儿。在下一层，我们发现很多售货小姐在工作时遇难。此外也有很多顾客在买东西时遇难。一个中国老妇人的尸体旁边，有两个小孩死亡，很典型地描绘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这个妇女手中仍抓着钞票，另一边营业小姐手里拿着准备交给老妇人的购物袋。”

　　——“……灭火器的水浇到死者鲜血上，很快变得鲜红鲜红，并很快形成一条细流，流下楼梯。一切都很混乱，因为需要快速把伤者抬到楼下街道上的救护车里。接下来，我们的搜救小组需要把尸体转移。尸体一具堆一具，堆得很高，放在通风的货车里，运到城里火葬场去火化。再接下来，我们需要认真去做一个严峻和可怕的工作：收集残肢。这里有一个头颅，那儿有一条胳膊，电话线旁挂着的甚至是肠子，零碎的残体悬挂着。街上被一层鲜血覆盖，当你发现刚走在(带)体温的血液上后，你会有一种作呕的感觉。”

　　战场借助瓦斯、酸弹

　　记录还披露了1937年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约在1937年9月中旬，记录者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彭布鲁克·斯蒂芬斯的司机。“每次返程时，我们有一项任务就是尽力带回受伤的士兵。……我们带回的许多伤员都受了重伤，被瓦斯弹和酸弹袭击。日军总是使用这些炮弹，但即使这样，中国人也不会改变立场。酸弹会烧坏人的衣服、皮肤，让人痛不欲生。瓦斯弹更加残忍，顷刻间放出，一旦进入人体肺部就会导致死亡。在半径为500英尺的范围内，制作这些瓦斯的材料会使人致瞎，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在毒气弹下，几百名士兵会一边逃亡，一边痛苦地尖叫。”

　　记录者称他的祖国为“中立的丹麦”。这位丹麦人在日机轰炸先施、永安公司后，也曾去租界“保护40名一直在照看纺纱机的日本平民”，“接下来的一天，因为愚蠢的日本平民拒绝保护而充满了意思。其中一个平民口袋里藏有左轮手枪，当两名中国警察要搜查他的武器时，这个日本人用枪打死一名警察，并造成另一名警察重伤。受伤的警察反击，打死了凶徒，并使这个日本人的同伴受伤。因此在我们到达前，现场两死两伤。我们快速喊来了救护车，设法将两名伤者送往中国的医院，但这个日本人拒绝了。这就需要带这个日本伤员去虹口的日本医院，日本哨兵阻止救护车进一步前行，认为伤员是中国人。司机和他的助手把死伤的日本人抬下来，脸朝下地对着哨兵。哨兵看到是日本伤员，恳求司机能把伤者送往医院……”

　　“鸵鸟态度”不足以防范战争和犯罪

　　这位记录者是时为丹麦公民的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2006年4月、2007年12月，辛德贝格亲属访问南京时，均带着这份史料的拷贝，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过。据他们介绍，辛德贝格在美国去世后，其亲属将这份史料捐赠给美国一所大学，现在这份史料保存在该校档案馆内。有消息说，这份10多页的史料，不久将选择在期刊或书籍中全文披露。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收集到的1937年12月底的丹麦《奥胡斯教区时报》载，“辛德贝格于(1937年)8月19日抵达上海”，这显示了辛德贝格目击日军在上海码头血腥屠杀的时间；辛德贝格关于1937年8月23日日机轰炸上海致使平民死伤无数的记录，则为其他史料所印证。史料检索显示，此前未见到有这份文献的报道。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教授也说，这是一份没见过的新史料，“资料来源可靠，当然可信”。

　　7月4日，张生教授在合肥就此事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份史料看，日军对中国被俘军人和平民的屠杀早就开始了，侵略者对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屠杀有特殊嗜好。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记载，则说明战争伊始侵略者就公然违反国际法。他说，该史料显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与此)存在着一些内在的连贯因素，即当时日军的嗜血和犯罪倾向不是临时性的。这份史料的发现，也说明南京大屠杀和战时日军犯罪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回答纪念“七七事变”72周年时披露这份史料有何意义时，张生教授说，回顾历史，我们总可以看到人性的泯灭和血淋淋的事实。日本军人的战争狂热，与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状况存在确定的联系。防范类似情况的发生，需要整个社会的改造和积极的态度。和平时代(日本)的(一些)人们，往往失去正视(史实)的勇气，遑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史实的“鸵鸟态度”，不足以防范战争和犯罪的再次发生。

         作者：作者： 戴袁支 周忱       责任编辑：群 言